国内杠杆资本分配 被租借的150年里，香港都发生了什么事？
香港国内杠杆资本分配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，它的崛起一直是东亚奇迹。
土地面积虽然只有1114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却达到700多万，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，尤其对大陆观众来说，香港曾经是令人神往的「山巅之城」。
香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，当时整个岭南地区都被称为「南粤」之地。
随着朝代更迭，香港也成为了我国领土的一部分。
但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里，香港在正史里一直默默无名，因为真的太荒凉了，甚至到18世纪初，才逐渐形成一个像样的市集城镇，脱离小渔村的岁月静好状态。
到19世纪，香港踏上了历史舞台，只是这个时间节点有点残酷。
1841年，英军强占了香港岛，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
为什么英国会看中香港这块狭长半岛？
因为有天然深水港，方便商船和军舰停靠，而且香港和广州挨得很近，节省了英国商品的内陆运输成本。
香港正式开埠后，港英政府推行了自由港贸易政策，于是香港的转口贸易迅速发展起来，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柱产业。
从1900-1928年，除了一战时期，香港的贸易额总体呈递增趋势。
到1931年，香港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20亿港元。
在贸易直接带动下，香港社会越加繁荣，街道商铺林立，人流熙熙攘攘，所以也被称为「不夜城」。
巴金笔下是这么描写香港夜景：
「海是黑的，天也是黑的，天上有些星星，但大半都不明亮，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。」
在日占时期，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摧残，几乎瘫痪，对外贸易处于停顿状态，只有像赌场、大烟馆等另类商业，得以畸形发展起来。
日本投降后，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，英国又重新接管了香港。
这时的欧美市场也逐渐恢复，商品进出口贸易额猛涨，战后的香港迎来了黄金贸易时期，呈爆发式增长，1949年增长66%，1950年达到74%，到1951年更是比1947年多了三倍。
可好景不长。
1951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联合国对中国实行「贸易禁运」，这给香港的转口贸易造成万吨暴击，极度依赖转口贸易的产业结构，也面临随时崩塌的危机。
面对突发危机，香港人发扬了狮子山精神，奋勇求变，对单一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。
怎么调整？
香港的土地资源不足，发展农业缺乏后劲，而发展金融又会受到大环境限制，所以思前想后，香港商人把目光投向了制造业。
由于战争动荡，从国内流入香港的人口超过一百万，同时还带来大量资金、设备和专业人才，其中就有船王包玉刚、「四叔」李兆基、地产大王郭德胜等风云人物。
纺织业首先在香港开花，并成为支柱产业之一。
到1953年，从事纺织业的人达到60多万，差不多占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，中小型制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香港，那时期香港的出口产品里，有一半是纺织品和成衣。
事实证明，香港在50年代进行产业结构改革的这步棋，是走对了。
在纺织业、塑胶业蓬勃发展的连锁效应下，香港房地产、建筑业和金融业也被带动起来，一片欣欣向荣。
经济的繁荣，进一步推动香港文娱业的发展。
粤剧、电影和电台节目，是当时最受香港市民喜欢的大众娱乐。
粤剧电影层出不穷，像关德兴的《黄飞鸿传》系列，在50年代就拍了将近60部。
香港文坛更是百家齐放，金庸在五十年代已经写出《书剑恩仇录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碧血剑》等作品，同时还在1959年创办了明报。
其他像倪匡，黄霑，梁羽生、亦舒等也不相媲美。
上世纪60年代，可以说是香港经济的又一转折点。
1960年，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只有400美元左右。
但到1969年底，香港的人均GDP上涨到829美元，整个60年代人均生产总值增幅高达13.6%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1962年，祖国大陆特意开通了3条货运快车线路，一方面保证内地鲜活冷冻商品供应港澳地区；
另一方面，也给香港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，降低香港的经济生产成本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。
在香港人的勤奋敬业下，香港成为亚洲轻工业制造中心之一。
而现在赖以成名的金融业，香港可还没有真正发力，仍然处于一个开荒阶段，整个交易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只有数十只，且都是英资为主。
雏鹰要想翱翔，必先历经折翅。
随着中东战争爆发，英镑大幅贬值，才刚冒头的香港金融业大受打击。
1965年2月6日，广东信托银行因为过度放贷，在大笔坏帐下发生了挤兑事件，波及到多家华资银行，包括恒生银行、广安银行、永隆银行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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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0日，广东信托银行倒闭，老百姓一下子失去对华资银行的信心，于是直接演变成金融风波，大肆冲击香港股市。
1965年，恒生指数下跌四分之一，这是香港经历的第一次股灾。
而股灾的最大代价是，恒生银行，这个全港最大的华资银行，彻底沦为英资汇丰的附属公司。
从1965年开始，香港股市一直跌宕起伏，并穿插着华资和洋资的刀光剑影，用「野蛮生长」来形容这时期的香港最合适不过。
由于缺乏对官场约束和惩治机制，香港自上而下的贪污问题非常严峻。
例如失火了，消防员要先收「开喉费」才会救火；
救护车送病人就医前，会索取「茶钱」；
到了医院，还要塞钱给医生，才有人来给你治病。
可以说，贿赂已经成为香港市民的一项基本生活支出。
贪污问题最严重的是警队。
香港有句老话「好仔不当差」，就来自于那个年代。
虽然警队领导层基本都是英国人，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，洋人离不开华人警探的帮助，因此华人探员地位虽然不高，却拥有极大实权。
其中的佼佼者，是华人四大探长：吕乐、蓝刚、韩森和颜雄。
四大探长里最有名的是吕乐。
由于贪污金额高达5亿，他又被叫做「五亿探长」，也是刘德华《五亿探长雷洛传》的原型。
吕乐在1958年被提拔为总探长一职，成为四大探长之首。
在四大探长的领导下，警务人员与黑社会勾结，包娼、包赌、贩毒样样精通。
讽刺的是，报纸还经常报道警队「屡破大案」，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导自演的门面工程。
香港毕竟只是一个殖民地，所以英国政府对贪腐现象睁只眼闭只眼，不怎么关心香港的社会风气，也不在乎老百姓过得怎么样，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了。
九龙城寨就是在这个时期催生的产物。
虽然它经常被人说龙蛇混杂、藏污纳垢，是臭名远扬的罪恶之地，但奇怪的是，作为一个居民超过三万的社区，直到1994年被拆除前，九龙城寨的罪案率不比周边地区高多少。
如果把九龙城寨看作一个超浓缩版的香港，那一切荒谬就都解释通了。
混乱且有序，是60年代的香港主旋律。
而在纷纷攘攘中，香港踏入70年代。
1973年3月，香港爆发第一次大股灾，恒生指数由1700点暴跌至500点。
香港股民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，全恐慌了。
也是这年，香港商情出现严重衰退，各地上演罢工潮，老百姓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与日俱增。
葛柏案的曝光，更是点燃了愤慨民意。
1973年6月8日，英籍总警司葛柏携带巨款成功逃回英国。
消息很快传遍全港，早已受够贪污腐败的老百姓大为震怒，纷纷上街抗议，要「反贪污、捉葛柏」。
新任港督麦里浩很清楚，如果不做点什么来转移百姓的注意力，那英国对香港的统治会受到严重威胁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香港廉政公署在1974年成立。
其实廉政公署刚成立时，老百姓对它没什么好感。
一个是，他们觉得廉政公署和警队的反贪污部一样，是换汤不换药，变着法子霍霍百姓的玩意而已；
另一个是，由于廉署拘捕了大量警务人员，也让警方十分不满。
因此他们通过消极罢工、游行抗议以及鼓动黑帮作乱等方式，来向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示威。
然而受害最深的，依然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老百姓。
1977年10月，在一次抗议示威中，有不少警务人员冲击廉署总部，大搞破坏，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警廉冲突。
由于担心引起警队更大面积的罢工和暴动，港英政府只好颁布政策，除了高级探长外，所有基层警员都能特赦，免受拘捕。
这场廉政风波终于平息了。
虽然不少探长趁乱落跑，但在廉署努力下，困扰香港20多年的贪污问题总算得到解决，社会风气被及时扭转。
「廉政风暴」后，港英政府试图改善民生，逐步落实之前颁布的「十年建屋计划」和「居者有其屋计划」，大量兴建公屋，为中下阶层的居民提供廉租房，一点点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。
当基建进行得热火朝天时，香港土地价格也开始上涨，房地产成了新兴商业，和金融业相互扶持，推动着香港经济转型。
当然只靠这些，其实还远远不够，别忘了香港的最大底蕴，恰恰是背靠着祖国发展。
改革开放后，巨大的产能和市场需求形成强劲风口，让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。
港英政府大开绿灯，清除所有政策壁垒，利用外来推动力，直接把香港打造成金融贸易自由港。
最终，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。
九十年代的香港，对外贸易总值顺利跻身世界八强。
到1994 年， 香港的人均GDP更是飙升到21000多美元。
这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激情岁月，香港人马照跑、舞照跳，每天准时喝下午茶，节假日出国旅游，一切似乎很正常，完全不担心未来的路会是怎样。
但从90年代的港片中，还是能看到许多意识形态输出的痕迹，准确戳到了港人对回归的不安与焦虑情绪。
比如高志森的《富贵逼人》系列，就体现了港人倾向性。
有一个客人发问：
镖叔斩钉截铁回答：
所有人顿时一愣，大家很默契没有出声，全都低着头吃东西。
后续的剧情是，当镖叔中了两千多万彩票后，和家人商量的第一个决定是马上投资移民。
这直接反映了一点，就是在97年前后，香港移民潮非常盛行，大批精英流失海外，吹向维多利亚港的寒风也更为萧瑟。
比起香港百姓在「九七焦虑」中的迷茫和忧思，港英政府的高层更显得哀鸿遍野。
当时英国人的普遍心态是，趁着最后机会捞一笔走人吧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
所以整个香港基本处于放任状态，政府各机构无人监管，全部敷衍懒政，真正摆烂了，甚至还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临走前埋雷。
1992年，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上任后，迫不及待地开始政改，把手中权利全部下放——
行政权分给政务司，把「立法局」从政府内部剥离，让立法会和政府各部门的权利一下子扩大好几倍；
提前撤离政治部，把安全情报资源带走，不和我国政府做交接工作，突显了「大英绅士风范」；
最后各种唱高调，给香港人画无数民主大饼。
现实是，明眼人都知道，在彭定康上任前的香港，根本不存在所谓民主——
港督由英国直接任命，集行政、司法、立法大权于一身，是香港土皇帝；执法和司法机构的领导层大部分是英国人，华人群体永远受到排挤，港人永远无法出头。
所以为什么在香港的中老年群体里，爱国分子比例会更多，因为他们确实完整经历过港英时代的黑暗和腐败，历史就如一面明辨是非的镜子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不是简单歪曲教材就可以被洗脑的。
而新时代的香港年轻人，因为没经历过出门被抢钱包、黑帮分子拿砍刀横行霸道的糟糕治安年代，很自然怀念起港英政府的美好，在一层层针对性宣传的包装下，成为了被利用的工具。至于真相是什么，不重要。
在特殊年代里，香港成为对外沟通的桥梁和金融贸易中转地，却也错过了非常多的机遇，实干派被民意操纵，眼睁睁败给了金融和房地产寡头，这些事每次说起来都会特别遗憾。
如今一个时代结束了，香港真需要一次涅槃重生国内杠杆资本分配，不然亚洲金融中心的排名只会越来越后。